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）二月，因为前几次征缅都没打成，乾隆心里不太爽。他不想在缅甸战场上丢脸，更不想天朝的脸面受损。于是他就让他的亲信、保和殿大学士、首席军机大臣、一等忠勇公傅恒去当“经略”，带领大军从北京出发到云南，和已经在那儿的副手——户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、参赞大臣阿里衮，还有内大臣、兵部尚书阿桂一起，准备第四次攻打缅甸的事。 　　傅恒接到命令后，从京师的八旗军里抽调了一万三千六百人随行。后来，乾隆又给他增派了八旗军一千五百人和贵州绿营兵三千人。 　　等到傅恒正式带兵进入缅甸，在老官屯前线与缅军主力对峙时，乾隆为了确保这次能打赢，又派了八旗兵三千人和福建绿营水师两千人去支援。这次乾隆几乎把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，就为了给缅甸最后一击。 　　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）四月，傅恒带兵到了永昌前线。他跟已经提前到云南的副将军阿桂和阿里衮商量了很多次，再加上之前几次打仗时被缅军切断后路的惨痛教训，傅恒决定进攻的方向是中缅边界北段往西。因为缅都在阿瓦（现在的曼德勒），在大金沙江（也就是伊洛瓦底江）的西边。如果还从东路锡箔江进攻的话，阿瓦还是被大江隔开了，不好打。 　　于是，傅恒打算兵分两路。一路从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戛鸠江出发，过河西（兰鸠江，或者叫槟榔江），走孟拱（缅甸密支那西）、孟养（缅甸密支那），直接攻打缅甸阿瓦；另一路从大金沙江东岸的蛮暮、老官屯出发，走孟密（缅甸杰氻），沿着江往南打，配合主力夹击阿瓦。 　　至于边境南段与缅甸接壤的宛顶、普洱等地，傅恒只留了一小部分兵力牵制一下敌人。 　　因为大金沙江（伊洛瓦底江）在云南这一段几乎没法行船（独龙江、大盈江），一直要到蛮莫附近江面才宽一些，能通航。所以，傅恒在五月份派副将军阿桂、漕运总督傅显（和傅恒没关系）、副都统明亮（傅恒的侄子），带着几千士兵和几百熟练工匠，提前赶到蛮莫上游的翁古山、野牛坝，那里有参天的大树可以做原料，而且凉快没瘴气。他们在那儿秘密造战船，准备后期作战用。 　　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）七月份，傅恒举行了祭祀仪式并誓师出征，带着四千精兵从腾越（现在的云南腾冲）出发，向缅甸发起了第四次进攻。当时在北京的乾隆皇帝听说傅恒已经领着大军深入缅甸境内，就赶紧催促其他的将领们按照原定的计划快速集合，配合傅恒一起作战（毕竟之前明瑞兵败的教训让他们心有余悸）。 　　到了八月初二，傅恒汇合了早已布置好的一部分军队，总共八千多人，从戛鸠渡过了大金沙江，深入到缅甸控制下的孟拱、孟养土司地区。原来驻守在这里的几千缅甸士兵因为抵挡不住傅恒的猛烈攻势，就主动撤退了，退到了新街（也在缅甸的八莫附近）的老官屯（上次攻打缅甸的时候，额尔登额就是在这儿停了下来，并且被缅甸军队打败的）。 　　由于一路上缅甸军队没有设防，傅恒出兵后走了两千里的路，首战告捷，顺利招降了孟拱土司，还夺得了猛养、南准寨土司的地盘。但由于天气和路况太差，傅恒迟迟没能到达原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——蛮暮（也就是现在的蛮莫）。 　　九月份，清军在野牛坝造好的战船终于完工了。同时，配合作战的广东和福建水师也都调了过来。于是，负责监督造船的阿里衮和阿桂带着一万五千多清军从野牛坝出发，水陆两路一起进攻缅甸，打算按照原计划和之前带兵进入缅甸的主将傅恒汇合攻打阿瓦。 　　从野牛坝出发后，总兵哈国兴率领水师，阿桂和阿里衮带领陆师。阿桂沿着东岸前进，阿里衮则沿着西岸前进，一直打到了蛮暮（缅甸的八莫）。九月十八日，清军和缅军在大盈江和大金沙江交汇处的甘立寨爆发了一场激战。缅军水陆两路都被打得落花流水，他们的十三艘战船被清军水师击沉，陆路上也抵挡不住，只好撤退。 　　打败了缅军的水陆拦截后，阿桂和阿里衮指挥水师从大盈江转进到大金沙江，陆师也到了新街附近。这样一来，水陆两路都控制住了交通要道。接着，阿桂和阿里衮派了几千人渡江到西岸的哈坎扎营，再从哈坎派出两千人，迎接傅恒的大军南下来汇合。 　　但是，在迎接傅恒南下的过程中，阿桂又上书给乾隆皇帝，请求等到傅恒到达哈坎后再进攻缅军占据的老官屯，并且向乾隆汇报了目前军粮短缺的情况。 　　然而，乾隆认为阿桂这是胆小怕战的表现，于是下令撤销了他的副将军职务，改任为参赞大臣，让他继续留在前线立功赎罪。 　　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）九月二十九，傅恒带着军队从孟养到了哈坎。之前他一路走来，已经尝尽了进军的艰辛，深知大金沙江西岸的道路极其难走。原先打算沿着西岸攻打缅甸旧都木疏（缅甸甘布鲁），然后再从陆路两边夹击，直捣缅都阿瓦的计划，现在看来根本行不通。 　　于是，傅恒当机立断，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。他让两路大军在哈坎会师，然后继续南下，与驻扎在新街和老官屯的缅军主力决一死战。打败缅军主力之后，再进攻阿瓦。 　　十月初二，傅恒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军，从西岸渡过了大金沙江，进驻到东岸清军的主营里，成了全军的总指挥。 　　在清军第四次大规模进攻时，缅军很快就摸清了清军的进攻方向。于是，他们把几乎所有的主力部队——大约三万人（其中包括几百名法国雇佣兵）——都部署在新街和老官屯一带（也就是现在的八莫附近），与清军隔江对峙。 　　傅恒这次出征，名义上是率领八旗和绿营水陆大军六万人。但实际上，由于后勤供应的问题（一路上吃的喝的拉的撒的物资实在太多了），只有两万八千三百人真正参战。这其中还包括了五千名驻守在云南宛顶和普洱的士兵（以防缅军偷袭）。所以，实际出征缅甸的只有两万三千三百人。 　　再加上沿途负责后勤补给的四千四百名士兵（确保后勤线畅通，防止缅军切断后路），最终到达新街和老官屯前线的清军只有大约一万八千九百人（其中还包括三千名水师）。 　　因此，在第四次清缅战争中，虽然缅军凭借“主场优势”在人数上占了上风，但清军在野战能力上有明显优势（中南半岛上的国家历来不是中原王朝的对手）。所以在老官屯战役期间，清军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进攻态势，而缅军则主要采取防守策略，双方陷入了长期对峙的局面。 　　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）十月十号，清军和缅甸军队在新街打了一仗。双方的水军在大金沙江上靠近战斗，缅甸的水军被打得一塌糊涂，只好退到南边的沙洲（滚弄洲）防守。清军的水军和上岸的陆军一起进攻，把缅甸水军打得落花流水，砍了两千颗头，还抢了六条战船。 　　同时，西岸的清军在阿里衮的带领下，带着六百精兵攻下了缅甸军队的三个营地，砍了大概一千五百颗头，也是一场大胜。这一仗之后，缅甸军队看到清军攻势太猛，就主动撤退到新街几十里外的老官屯防守。而清军则顺利占领了之前被缅甸军队控制的重要城镇新街（在八莫附近）。 　　10月20日，清军乘胜追击到了老官屯。老官屯位于缅甸南北交通要道上，是水陆交通枢纽。这个地方东边是猛密，西边是猛墅，北边通往孟拱和孟养，南边则靠近缅甸首都阿瓦。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，当初明瑞第三次征讨缅甸时，北路清军的额尔登额部就被阻击在这里，久攻不下，最后只能撤退，这直接影响了救援明瑞主力部队的行动，导致明瑞在掩护大军撤退时，在小孟育战场上阵亡。 　　所以，当清军占领新街时，南撤的缅军早就已经在老官屯建立了两个坚固的大营，并设置了木寨和水寨，占据有利地形进行防守，等着清军来攻打。 　　傅恒率领大军到达老官屯前线后，命令副都统海兰察（他是乾隆朝后期的名将，还担任过领侍卫内大臣和一等超勇公）以及御前侍卫奎林（他是傅恒的侄子，也是明瑞的弟弟）首先攻击西岸的缅军，拆除缅军的防御木栅。 　　海兰察和奎林开始进攻西岸的缅军后，东岸的缅军也出营反击，缅军水师也随后发动攻势。海兰察和奎林击败了缅军，乘胜追击，抓了两个俘虏，然后胜利返回大营。双方水师也展开了激战，清军取得了胜利，缴获了缅军水师的旗帜。 　　与此同时，两边的军队隔着江面用火炮互相轰击，双方都有伤亡，缅甸军队稍微占下风。战斗结束后，清军在长江两岸安营扎寨，和对面的缅甸军队对峙着。两座大营之间的江面水流很急，中间还有沙洲相连，清军的水师没法突破这些障碍往前推进。所以第二天，东岸的清军派出一小队人马到缅甸军队南边扎营，打算切断他们的水上通道。 　　到了十月二十二日，傅恒、阿桂、阿里衮等人出了营地指挥战斗，一直冒着风险往前推进，直到到达缅甸军队的大营栅栏外几十步的地方。他们在前线指挥清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。可是缅甸军队的营地外面不仅挖了很深的壕沟，还竖起了坚固的木栅栏，再加上他们用的火枪火炮是从西方殖民者那里买来的，火力特别猛。清军连续几次进攻都被打退了，在激烈的战斗中，总兵德福不幸中枪牺牲了。 　　同一天，清缅两军的水师在大金沙江又打了一仗，清军水师又干掉了缅军水师二十艘船，大获全胜。接下来的三天里，清军在陆地上尝试用火攻、炮击和近距离冲锋等办法想摧毁缅军的木栅，但都没成功。 　　到了十月二十六日，清军水师先发制人，趁着夜色攻占了缅军大江两营地之间靠近西岸的一个小沙洲，还缴获了两艘战船，抓了十一个人。缅军水师被打得不行，只好退回东岸，这样一来缅军的水路运输就被切断了，清军士气高涨；不过陆地上的战斗还是因为缅军死守，清军的火攻又没成功。 　　十月二十九日，清军打算挖地道埋炸药轰开缅军的木栅，结果被缅军识破了，没能得逞。后来清军又组织人手编了几百丈长的藤条，打算挂在木栅上把它拉倒，结果还是被缅军砍断藤条，计划再次失败。 　　十一月初一，大金沙江西岸突然来了大批增援的缅军，猛攻西岸的清军，并用先进的西洋火炮攻击江面上的清军水师。还好有三百名八旗骑兵拼命掩护，西岸的清军和水师才得以安全撤退。这样一来，缅军的水路运输线又打通了，从西岸到东岸的物资供应源源不断地送了过来。 　　到现在为止，清缅双方打了将近一个月，都打得筋疲力尽，伤亡也很大。两边的士兵都不想再打了，士气很低落。从十一月初二到初九，双方除了偶尔打几小仗外，主力部队都没怎么动，实际上已经停火了。 　　而且，老官屯这个地方在热带原始森林里，整天雾气弥漫，环境恶劣，后勤补给非常困难。缅军是当地人，因为长时间作战，加上疾病传染，士兵病死了很多。而远道而来的京营八旗（还有南方绿营）士兵身体根本不适应这种环境，很多人得了热带病，生病甚至病死的人比战场上牺牲的还多。 　　当初傅恒带出来的三万水陆两军，在经历了半年的艰苦战斗后，阵亡和病死的人加起来已经占到了一半。减去后方留守的军队，老官屯前线的清军只剩下大约一万三千人了。 　　另外，参加战斗的清军各级将领也损失惨重——副都统永瑞、提督五福、水师提督叶相德、漕运总督傅显和总兵吴士胜等人都感染了瘴气，病情严重，最终在军中去世。最后，连全军的主帅傅恒和副将军阿里衮也没能幸免，他们也染上了瘴气，连续腹泻，结果病情越来越重。 　　没办法，傅恒在重病中只能给乾隆皇帝上奏，说明前线的情况： 　　“哎呀，今年的瘴气太厉害了，到了冬天还没减轻。而且军队长时间攻打缅甸，士兵们感染瘴气的人很多，很多人因此去世。军中因为疫情死了很多人，原本三万一千人的水陆大军，现在只剩下了一万三千人。” 　　傅恒在战场上拼尽全力也没能取胜，面对现实的打击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指挥不当、督战不力、耗费巨大，请求乾隆皇帝严厉治罪，并指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。